5月的数据给中国经济提了个醒，投资支出占中国GDP的近一半，而房地产业对投资支出起到了推升作用。一些学者认为，房地产业推动了中国近三分之一的经济活动。

然而有关房地产销售下降47%、新建筑项目下降44%的报告看上去对接下来的经济发展不太友好，但是那些认为中国“建筑时代”已经结束的人，应该考虑到我国对新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从长期来看，一些可供选择的资本投资可以帮助经济实现再平衡，摆脱对投资支出的依赖，转向消费驱动的“内部循环”。

为何不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

二十年来，投资支出和出口在中国GDP中所占比例异乎寻常地大。根据官方统计，我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30%至40%左右，然而西方许多国家的这一比例则超过了50%。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实行配给制度时，美国和英国的私人消费率也未经历过如此低的水平。

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支出会带来风险。在普通消费者几乎没有钱可花的情况下，将资源投入房地产，很可能会浪费投资资源。依赖出口则意味着依赖于中国主要出口市场(如美国)购买力的增长。在全球经济增长面临困境的某个时候，中国将感到压力，需要转向依靠活跃的消费经济来产生需求并推动新的增长。

如何“聪明地”投资带动消费?

过去的许多重大资本投资——例如，对工厂、造船和港口的投资都使工业出口商受益。然而，仍有许多被低估的潜在投资可以迅速惠及普通家庭。通过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为公民创造效率，中国可以帮助释放更大的消费支出，维持新的服务企业，并确保劳动力在老龄化的情况下也能提高生产率。

首先可以改善的是建设新的水利基础设施。气候变化以及工业污染持续影响着现有的供水，虽然自来水在大部分城市经过二次处理后可以直接饮用，但是比起发达国家，我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以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这些国家的自来水通过先进的过滤工艺，可将原本不符合直接饮用标准的水源处理成可直接饮用。

在一些偏远地区，部分家庭还在承受淡水资源短缺导致的健康状况恶化，通过巨额投资和严格的监管，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缓解。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韩国建造了净化厂，为居民提供了数十年的廉价饮用水。基于重新分配的支出和新技术的优势，我们国家可以在更快的时间内实现这些里程碑。

其次，几乎每个国家都可以说对零碳能源投资不足，但是中国却是全球可再生能源的领导者，可以继续发挥这方面的优势。数据显示，2020年，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占中国发电量的33%左右，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5%至20%。随着全球都在竞争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明显优势的中国可能会从进一步的清洁能源投资中受益。

虽然房地产行业持续降温，但是中国仍有巨大的建设需求，比如在公共服务方面。这两年的新冠疫情突显了世界对更好的卫生基础设施的需求，在中国经历的几波疫情爆发中，我们可以发现医疗资源的地区差异仍然很大。

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北京的年人均医疗支出约为4000元，而在贵州或云南的农村地区，这一数字低于1000元，这种差距可以延伸到建筑和设备支出。2020年，北京(2200万人口)的专科医院数量与黑龙江、重庆、福建、江西、广西(3000-5000万人口)大致相当。同样，北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比我国其他19个省或地区都多。

这样的差距同样适用教育基础设施的改善。即使是在一些二线城市以及周边县城，学生数量和学校建筑资源分配仍然十分不平衡。2020年，北京学校的报告称，高三年级每个班平均有29名学生，但是在河南和广西，每个班级的学生数量则超过了50名。

最后，对现有住房可以更新和更好地利用。例如许多老建筑不适合老年人或残疾人居住。面向这些部门的建设和改造将促进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更好地应对人口变化。

另一方面，中国城市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约为40平方米，比纽约居民的平均住房面积少约10%至20%。但一些大城市有很多机会改造现有住房，或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建筑改造成更大的公寓。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也能激励消费者活动。其中数百万移民和工薪阶层家庭的需求和潜力最大。

在最近的疫情解封之后，中国有机会在恢复建设的同时公平地重新平衡经济。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可以优先进行投资，重点是支持广泛的公共服务，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建立让收入较低人群和中产阶级迅速受益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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