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基础货币发行机制是如何演变的？

我国在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之前，央行再贷款（其中多数是政策性再贷款，人民银行在这一时期承担了部分财政融资功能）一直是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但是，外汇并轨改革之后，央行的基础货币发行开始以央行再贷款为主转为再贷款和外汇占款并重。例如，1994年汇率并轨，我国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占当年基础货币净投放（储备货币增量）的比重大幅上升，达到75.5%，而在这之前，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净投放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0%以下。此后连续数年，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都维持较高比重。

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上述两个基础货币发行渠道同时大幅收窄。一方面，由于亚洲周边市场需求减少和货币竞相贬值，使得我国外贸出口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结果导致国际收支顺差降低，外汇占款增速下降，另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得中央下决心推进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改革推进的结果是政策性再贷款的规模和增速均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再加上这一时期可交易国债头寸的规模非常有限，四大国有银行因资本充足率达标压力而普遍存在“惜贷”情绪（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结果导致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连续4年时间内，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紧缩现象。

2001年底加入WTO之后，随着出口关税的下降和贸易壁垒的消除，中国特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开始显现威力，先是大量境外制造业向国内转移，直接投资 FDI猛增。随后，外贸出口和贸易顺差也出现了大幅增长，结果导致入世后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相应地，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数量急剧膨胀，外汇占款迅速成为央行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到2002年，基础货币发行增长过快的矛盾已变得异常尖锐。因此，央行在很快用完了3000多亿可交易国债头寸进行国债正回购操作之后，从2002年下半年起开始发行一种全新的负债工具－－央行票据（央行存款的替代品）来对冲泛滥的流动性。可以说，自2002年起，因结汇而形成的基础货币供应渠道，就一直在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渠道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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