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比较：

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NAFTA）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组成于1992年8月12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一致意见，并于同年12月17日由三国领导人分别在各自国家正式签署。1994年1月1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布成立。三个会员国彼此必须遵守协定规定的原则和规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及程序上的透明化等来实现其宗旨，藉以消除贸易障碍。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货物可以互相流通并减免关税，而贸易区以外的国家则仍然维持原关税及壁垒。美墨之间因北美自由贸易区使得墨西哥出口至美国受惠最大。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缩写CAFTA，是中国与东盟十国组建的自由贸易区。中国和东盟对话始于1991年，中国当年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2010年1月1日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1]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成员国均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东盟均无力独自承担东南亚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责任，因而互惠互利、互谅互让是其根本原则，共同主导则成为内在运作的现实状况。无论中国还是东盟均尚未形成全民公决机制，虽然也有议会参与，但较之北美自由贸易区其作用要小得多。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中政府起绝对的主导作用，或者说完全凭成员国政府的一己之力推动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发展，这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别于北美自由贸易区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边合作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且双边合作的一方为国家集团，因此并不存在中国与东盟任一成员国单独谈判的问题，自然不会像欧盟那样允许内部成员国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合作，通过各成员国自行决定自身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从而形成多种组合形式与发展速度的并存；即使中国对东盟新成员国的差别化、分阶段的优惠待遇，也是经过东盟内部协商一致后再由东盟这一集团组织直接与中国达成的协议。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对北美各国乃至世界经济都将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对区域内经济贸易发展有积极影响，对美国而言，积极的影响是： 第一，不仅工业制造业企业受益，高科技的各工业部门也将增加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出口。美国同墨西哥的贸易顺差将会因此而增加。第二，美国西部投资的扩大。第三，由于生产和贸易结构的调整结果，将会出现大量劳动力投入那些关键工业部门。第四，协定对墨西哥向美国的移民问题将起到制约作用。

消极影响的主要有：技术性不强的消费品工业对美国不利，为改善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环境条件，美国要付出60亿－100亿美元的经济和社会费用，关税削减美国减少大笔收入，加重了美国的负担。协定对加拿大、墨西哥两国同样有很大的影响。

最后，对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会产生影响。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方面扩大了区域内贸易，但另一方面使一些国家担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区域外向美国出口构成威胁。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历程中历史性的一步。它充分反映了双方领导人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和东盟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联系，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中新的里程碑。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会创造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按人口算，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将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由中国和东盟10国共创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既有经济实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如美国），也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区内成员国的综合国力和市场成熟程度差距很大，经济上的互补性较强。各成员国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同时，通过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推动区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区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减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区，美国的经济运行在区域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由于美国在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实力最强；加拿大虽是发达国家，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7.9%（1996年数据），经济实力远不如美国；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很强，因此，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运行方向与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的意愿。

由于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而且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国家竞争力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自《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美国对墨西哥的产品进口关税平均下降84%，而墨西哥对美国的产品进口关税只下降43%；墨西哥在肉、奶制品、玉米等竞争力较弱的产品方面，有较长的过渡期。同时，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产业部门有10～15年的缓冲期。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与东盟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一方面有利于巩固和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有利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周边国家的团结合作，也有利于东盟在国际事务上提高地位、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和东盟各自的经济发展，扩大双方贸易和投资规模，促进区域内各国之间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促进区域市场的发展，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该地区的整体竞争能力，为区域内各国人民谋求福利。与此同时，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有利于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对世界经济增长也有积极作用。

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均没有超国家的组织机构，自然也不存在复杂的主权让渡问题。但是，由于美国的优势地位突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更多地反映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无论规则的制订还是组织的安排，美国都拥有相对较多的发言权。美国给予墨西哥的单方面优惠待遇不仅是其大国主导作用的集中体现，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机制化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美国和墨西哥通过经济利益或政治利益的相互让步各取所需。处于轴心的美国一极推动，加拿大、墨西哥辅从，已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鲜明特色。非政府组织对成员国政府主导作用的制约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同样不容忽视，即使居于绝对主导、支配地位的美国也不能幸免。例如，美加墨三国首脑早在1992年12月就正式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最终扫清美国参众两院审批障碍的却是两个平行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区劳工合作协议》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环境合作协议》的签署，这与美国劳联一产联担心美国企业为利用墨西哥廉价的劳动力和较低的环保标准，而将工厂转移至墨西哥，造成美国国内失业的增加和边境地区的环境污染不无关系。可见，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构建与有效运转同样有赖于政府与议会等其他机构的协同推动。

由此可见，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较低，自由化仅限于贸易，至多扩展至投资领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较之欧盟既没有复杂的国家主权让渡问题，受到非政府组织的制约也较少，更不存在全民公决问题，相对少有羁绊的各成员国政府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推动作用自然要强一些。加之二者的构建都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源于战略的考虑：前者为抗衡欧盟，发挥样本作用，进而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构想的实现，后者则希望通过双边经济合作推动政治互信，扩大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发言权，营造和平与稳定的地区发展环境，进而推动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于是战略的需要，政府的推动作用自然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仅就政府作用的实际发挥而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还是无法与欧盟相提并论。仅凭一己之力任何成员国都无法自如地面对来自域内域外的各种竞争与挑战，追求更高目标的共同合作理念的驱动力更为强劲；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能够更好地实现成员国各自的根本利益，还能够通过共同利益的分配使其获得仅靠一己之力难以实现的利益，而不会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那样面临可分配的共同获得的经济利益相对小于战略利益的问题，各成员国政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欲望和实际作用相应较强。

相对于北美自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方政府受到的外部羁绊最少，政府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既定目标与利益。但也正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制衡，政府很可能更重视战略利益而忽视经济利益，使得区域经济一体化本应实现的经济利益大打折扣，从而削弱各成员方内部各方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激励和动力。同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双方都曾有过被殖民的历史，对国家主权高度重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所要求的主权让渡难以突破；以承诺为主的约束机制和缺乏统一的强制性常设机构及完善的监督机制，很容易使政府随心所欲，行动滞后于实际需要，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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